敦李孝式18萬頁的私人書信流落他鄉，民間悲憤萬千、焦急如焚，新聞、通訊及文化部長萊士雅丁卻反問，“我們能做什麼？這是李氏家族的權利”；甚至把捐贈文獻的動機，歸為“李氏家族與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有交情”。
民間與官方極端的反應，是典型的拿熱臉貼冷屁股；萊士雅丁百般無奈的回應，印證了社會心理學弗里茨‧海德（Fritz Heider）的歸因理論。
歸因理論指出，人們一般會把自己的失敗歸為外部（情境）因素。簡單來說，就是千錯萬錯都不是我的錯，是時不我予、是蒼天作弄......理由千奇百怪，卻從不認為這跟自己有沒有努力、態度正不正確等內部（性格）因素有關。
至於看到別人取得成功，失敗者同樣將之視為外部因素，是時勢造英雄！新加坡獲得我國建國元勳史料，是因為無關學術聲望的私人交情，完全與我國的輕忽、藐視無關。
某個程度上，萊士雅丁也沒說錯。李氏家族確與新國東南亞研究院有交情。但他忘了探究，原來風馬牛不相及的兩造，交情從何而來？連這麼淺顯的探問態度都不具備，更甭說是鑽研學術的精神！
那可是人家在7年前主動連絡李家，期間不辭勞苦屢次抵隆，協助整理文獻，經年累月才結下的交情。這交情裡頭，有的是對史料的重視、嚴謹做學問的態度及積極處理文獻的能力。
我國相關研究中心呢？非但沒有近水樓臺先得月，更沒有能力讓李孝式的後人深信，父親遺留下來的文獻能被妥善保存和善用。
或者不應該把失去史料的責任，全歸咎某個人。但萊士雅丁這次近似消極的回應，完全不符第二次肩負文化主管重任所應有的態度。這是相當令人失望的。
他應該把被動希望研究中心可以做得更好、被動呼籲家族捐獻文獻的談話，轉為主動，以官方短中長期重建我國史料的政策，積極回應民間期待。
香港政府尚且懂得亡羊補牢，以保存險遭拆毀的永利街唐樓，來回應《歲月神偷》電影的呼籲，為港人保有最後一片集體記憶之地；我們事前不積極，事後反更消極。官方如此作為，真令人懷疑：國家還有什麼是不能失去的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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